东汉末年,宛如一幅被血与火交织渲染的乱世画卷，在这幅画卷中，“宦势三国杀”的戏码不断上演，成为了那个时代权力斗争的核心脉络，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走向。
所谓“宦势”，宦官势力在东汉末年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，自和帝开始，皇帝多幼年即位，太后临朝，往往依靠外戚来把持朝政，而皇帝长大后，为了夺回权力，就不得不借助身边的宦官力量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宦官与外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，双方为了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。
故事要从桓帝时期说起,当时，外戚梁冀专权，飞扬跋扈，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，梁冀家族一门之中，出了三位皇后、六位贵人、两位大将军，封侯爵者有七人，夫人、女儿食邑称君者有七人，娶公主为妻者有三人，其余担任卿、将、尹、校等官职的有五十七人，梁冀把持朝政近二十年，生杀予夺，不可一世，桓帝刘志对此早已心怀不满，但苦于没有机会扳倒梁冀。
在这个关键时刻,宦官势力登场了，桓帝与单超、左悺、徐璜、具瑗、唐衡等五名宦官歃血为盟，密谋除掉梁冀，公元159年，桓帝利用羽林军突然包围梁冀府邸，收缴其大将军印绶，梁冀自知大势已去，与妻子双双自杀，梁氏家族及党羽被一网打尽，朝廷上下为之一空，桓帝因单超等五人诛杀梁冀有功，同日封他们为侯，世称“五侯”，从此，宦官势力开始登上东汉政治舞台的中心，开启了“宦势”的黄金时代。
宦官们的专权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,以李膺、陈蕃为首的官僚士大夫与太学生联合起来，猛烈抨击宦官集团的腐败和专横，他们以“清议”为武器，议论朝政，品评人物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，宦官们则视士大夫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必欲除之而后快，一场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激烈较量拉开了帷幕。
公元166年,宦官集团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，诬告李膺等人“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”，桓帝大怒，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“党人”，李膺、杜密等二百余人被捕入狱，史称“第一次党锢之祸”，后来，由于窦武等人为“党人”求情，桓帝才将“党人”赦免，但规定他们终身不许做官。
桓帝死后,灵帝即位，窦太后临朝，窦武与陈蕃共同辅政，他们决心铲除宦官势力，重振朝纲，窦武、陈蕃密谋诛杀曹节、王甫等宦官，但事机不密，被宦官们得知，公元168年，曹节、王甫等宦官先发制人，劫持灵帝和窦太后，假传圣旨，发兵攻打窦武，窦武兵败自杀，陈蕃也被捕遇害，随后，宦官们大肆捕杀“党人”，株连者达六七百人，史称“第二次党锢之祸”，经过这两次党锢之祸，士大夫阶层受到了沉重打击，宦官势力更加猖獗。
在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如火如荼之际,地方豪强势力也在悄然崛起，他们拥兵自重，割据一方，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，董卓就是一个典型代表，董卓原为凉州豪强，因镇压黄巾军起义有功，被任命为并州牧，公元189年，汉灵帝驾崩，少帝刘辩即位，何太后临朝，外戚何进掌握朝政大权，何进为了铲除宦官势力，密召董卓进京，何进的计划被宦官们得知，他们先下手为强，杀死了何进，董卓趁机率领军队进入洛阳，废掉少帝，立陈留王刘协为帝，即汉献帝，董卓专擅朝政，纵兵劫掠，引起了天下人的公愤。
至此,东汉末年的“宦势三国杀”进入了高潮阶段，宦官、士大夫、地方豪强三方势力相互角逐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，没有真正的赢家，只有无尽的杀戮和混乱，东汉王朝在这场“三国杀”中元气大伤，走向了灭亡的边缘，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也都成为了历史的尘埃，被岁月的长河所淹没。
“宦势三国杀”是东汉末年政治腐败、社会动荡的集中体现，它不仅导致了东汉王朝的衰落和灭亡，也为后来的三国鼎立局面埋下了伏笔，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，它既能带来荣耀和地位，也能引发贪婪和欲望，当权力失去了制衡和约束，就会成为灾难的根源，只有建立健全的政治制度，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，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