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孩姨的十八岁，是糖罐里封存的夏天，透明的玻璃罐装着橘子味的水果糖，在蝉鸣声中叮当作响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裙子，辫梢别着野花，蹲在老槐树下数阳光穿过叶隙的光斑，糖纸被风拂起，像一群振翅的蝶，裹着青柠与薄荷的甜，漫过她微红的脸颊，那年夏天没有作业，只有冰镇西瓜的脆响和晚风里的笑声，连同十八岁的懵懂与憧憬，一起酿成了糖罐里最澄澈的甜，多年后尝起，仍带着阳光的温度。
我第一次记清“小孩姨”这个称呼时，她刚满十八岁。
那时的我七岁，正蹲在老家院子里啃西瓜，籽吐得满地都是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T恤上印着模糊的卡通图案，扎着高高的马尾，跑起来马尾辫一甩一甩，像只欢快的鹿，她蹲下来，用手指戳了戳我的额头：“小屁孩，叫谁呢？”我吓得往后一缩，西瓜差点掉在地上，她却笑出了声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：“我是你姨，你妈叫我‘小孩’，那你叫我‘小孩姨’就对了。”
原来她叫“小孩”，我妈说，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，出生时奶奶抱着她直乐：“这丫头，跟个小孩似的，瘦瘦小小，以后就叫小孩吧。”这一叫，就叫了十八年，十八岁的她，刚高中毕业，成绩不够上本科，却拒绝了父母让她复读的安排，揣着攒了三年的零花钱，要去南方打工。
出发那天，她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、一本日记本，还有她偷偷藏起来的十几颗水果糖——那是她高考前，每天奖励自己的“甜头”，她蹲下来，把那本日记本塞给我：“小小孩，这个给你，里面有我写的诗，还有……我对未来的打算。”我翻开，扉页上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，旁边写着：“要去有海的地方，赚很多很多钱，给外婆买新棉袄，给小小孩买一罐永远吃不完的糖。”
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我攥着日记本，鼻子有点酸，她刮了刮我的鼻子：“等小孩姨赚够了钱，就回来给你买糖罐，装满糖，好不好？”她笑着，眼角却有点红。
她走的那天，下了小雨，我妈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雨里，悄悄抹了抹眼泪，我攥着那本日记本，站在门槛上，看着她的脚印被雨水一点点冲刷掉，像从未出现过。
后来，她真的开始往家里寄钱，每个月的月底，邮递员叔叔都会骑着自行车，驮着一个黄色的信封来，里面装着钱和一张字条，字迹总是歪歪扭扭：“妈，钱收到了，给外婆买了新棉袄，她穿上肯定好看，小小孩呢？有没有听话？”我妈会把钱小心地收起来，然后把字条折好，放进一个铁皮盒子里，说：“等小孩姨回来，我们把这些钱都给她，让她买糖罐。”
我每天都会把日记本拿出来看，看她写的诗：“海是蓝色的，像天空的镜子；风是甜的，像棉花糖的味道。”看她画的画：一栋小小的房子，门前有个小女孩，手里举着糖罐，糖罐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糖，我问她：“小孩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她在电话那头笑：“快了，快了，等我把糖罐装满了，就回来。”
十八岁的她，在南方的一家服装厂打工，每天踩着缝纫机到深夜，手指被针扎破了，就用创可贴贴着，继续缝，她给我打电话，总是笑着说：“小小孩，我赚了好多钱，等回来给你买最大的糖罐。”可我知道，她的手指上，总是缠着好几个创可贴。
那年冬天，外婆生病了，需要很多钱，她连夜从南方回来，带着攒了半年的钱，还有一罐糖——是她特意去超市买的，里面有草莓味、橘子味、葡萄味，满满一罐，像她十八岁的青春，五彩斑斓。
她坐在外婆床边，给外婆剥橘子，说：“外婆，你快好起来，等春天来了，我带你去公园看花。”外婆握着她的手，眼泪掉下来：“我的小孩，瘦了。”她笑着，眼泪却掉进了橘子瓣里。
那之后，她没再回南方，她说：“小小孩长大了，外婆也需要我，我不走了。”她在镇上找了份工作，每天下班后，都会来我家陪我写作业，给我讲南方的海，讲她打工时的故事，讲她画的画，她说：“小小孩，你要好好读书，以后去更大的地方，看更多的海。”
我上初中那年，她二十岁，她买了新的糖罐，装满了糖，放在我的书桌上，她说：“小小孩，现在是你的十八岁了吗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我还要等很久。”她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会一直等你，等你长大，等你装满自己的糖罐。”
我已经二十岁了，在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，每次看到海，我都会想起她——那个十八岁的“小孩姨”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背着帆布包，眼里有光，手里攥着一本日记本，说要去有海的地方，赚很多很多钱，给小小孩买一罐永远吃不完的糖。
前几天，我给她打电话，她说：“小小孩，我给你寄了糖罐，里面装满了糖，都是你小时候喜欢的味道。”我打开快递,里面是一个漂亮的玻璃糖罐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