艳母是时光里永不褪色的胭脂色，她的指尖总染着淡淡的胭脂，在晨昏里晕染开生活的暖——灶台边翻炒着烟火气，灯下缝补着岁月的褶皱，那抹胭脂色不是张扬的艳，是历经风霜后沉淀的温润，像老木窗棂透进的光，将平凡日子浸成温柔的琥珀，她用一生的坚韧与温柔，让这抹色彩在时光长河里永不黯淡，成为儿女心中最安稳的底色，提醒我们：有些美好，岁月偷不走。
记忆里的母亲，总像一团热烈的火，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灼热，而是带着暖橙色调的、温柔的光——尤其是她穿红衣的时候，那件绛红碎花棉袄，是她在镇上供销社精挑细选的，衣料厚实，领口和袖口滚着细细的黑边，穿在微胖的身上，衬得她肤色白里透红，连眼角的细纹都浸着笑意，小时候我总爱扒着她的衣角，仰头问：“妈，你咋天天穿这么艳？”她蹲下来，用粗糙的手指揉乱我的头发，掌心带着皂角的清香：“艳好哇，日子就得红红火火，看着就欢喜。”
那时的“艳”，是母亲对生活最朴素的注脚，她是个农村妇女，没读过多少书，却深谙“好看”的哲学，家里灶台的黑灰抹不净她围裙的鲜艳，田埂上的泥泞糊不住她布鞋的亮色，春天她穿葱绿的罩衫，像刚抽芽的柳枝；秋天她换枣红的毛衣，像挂满枝头的柿子；就连冬天扎头发的绒线，也要选最正的大红，远远望去，像一团跳动的火焰，能把灰扑扑的村庄点亮，村里人笑她“爱臭美”，她只是呵呵笑，照例在清晨的阳光下梳头，乌黑的发丝间簪着朵野菊花，或是过年时买的红绒花，风一吹，发丝和花朵一起颤,连带着整个人都生动起来。
后来我长大了，走出村庄，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，城市的时尚潮流翻飞，流行过莫兰迪色，流行过性冷淡风，我渐渐收起了衣柜里那些“艳俗”的颜色，学着把衣服穿得素净、高级，有次回家，看见母亲又在翻箱倒柜找衣服，她拿起那件旧年的绛红棉袄，对着镜子比了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颜色还是好看，看着提气。”我忍不住说：“妈，现在都不穿这么艳了，不好看。”她愣了一下，手里的棉袄慢慢放下，声音低了些：“不好看？咋不好看？我穿着暖和，看着高兴，就好看。”
那句话像根小刺，轻轻扎在我心上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所谓的“高级”，不过是迎合他人的眼光；而母亲的“艳”，是忠于自己的欢喜，她从不为取悦谁而穿，那鲜艳的颜色，是她对抗生活琐碎的武器，是她对平凡日子的热忱，家里曾经穷得揭不开锅，她就把我的旧衣服染成红色，说“红能辟邪”；父亲生病时，她每天穿着红外套下地，说“穿了红，就有劲儿”；我考上大学那天，她特意去镇上买了件枣红大衣，站在人群里，像一面最鲜艳的旗帜,让所有人都看见她的骄傲。
再后来，我有了自己的家，也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把日子过得“艳”起来，厨房的墙上挂了明黄的抹布，客厅的摆瓶里插着粉红的康乃馨，就连给女儿扎头发，也要选最亮丽的丝带，女儿问我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喜欢这么好看的颜色？”我抱起她，指着远处的山说：“你看，春天的花是红的，夏天的霞是橙的，秋天的叶是黄的，世界本身就是艳的呀，妈妈喜欢鲜艳，是因为喜欢这热气腾腾的生活。”
去年冬天，母亲来城里小住，我带她逛商场，化妆品专柜的BA递来一支口红，是正宫红，母亲拿在手里，对着镜子试了试，忽然笑了：“这颜色，和我年轻时那件棉袄一个调。”她熟练地涂上，嘴唇像绽开的花，连眼角的皱纹都舒展了，我忽然明白，母亲的“艳”，从来不是年龄的附庸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命力，她就像一株永远在盛放的月季，不管经历多少风雨,枝头总能开出最鲜艳的花。
我衣柜里那些素净的衣服很少穿了，反而总爱穿母亲寄来的红毛衣，那红色，像极了她年轻时穿着的棉袄，像极了她梳头时簪着的绒花，像极了她望着我时眼里的光，我终于懂得，“艳母”二字，不是对外表的形容，是对一种生活态度的致敬——那是用热爱对抗平庸，用欢喜点亮岁月，让平凡的日子,永远鲜亮如初。
时光会老，母亲的“艳”却永不褪色，那是她留给我的，最珍贵的胭脂色，涂在心上,一辈子都暖。
